不管人类的文明多先进，人类社会的优胜劣汰、弱肉强食的法则不会改变。

欧洲人基于平等自由博爱的理念给了犹太人平等让犹太人获得“解放”

的认识，另有玄机。

犹太人之所以能取得所谓的平等，最根本的原因，是因欧洲生产力在快速进步，伴随而来的商业交换的需求不断高涨，欧洲文明圈还需要利用犹太人的商业才能。

同时，随着欧洲工业体系的发展，各国生产力水平提高，国力增强，而这些资源大都掌握在本国主体民族的资本家和政府手中。

政治上，欧洲各国开始整合，中小型封建领主逐渐瓦解，各国中央政府的权力逐渐增强；国家间的兼并也日渐频繁，国家规模扩大。

这种资源和权力的双集中，大大增强了欧洲各国政府和主体民族的实力，犹太人对其的威胁性也就相应减弱。

如此，给犹太人一定权利，激发他们的商业潜能，这对欧洲各国的文明进步更有益。

这才是犹太人在19世纪大翻身的真正原因。

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犹太人依靠其商业基因，得到欧洲人眼的另眼相待。

但到19世纪末期，犹太人的生存环境又开始逐渐恶化。

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，欧洲文明进入鼎盛期，拥有了对世界其他板块的碾压优势。

欧洲瓜分了世界，地球上太多地区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。

而此时，欧洲的商业模式也在发生变化：欧洲宗主国与其殖民地间的贸易，逐渐成为当时商业交流的主体，欧洲各国间的商业交流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相对下降。

这种改变，大大降低了犹太人的存在价值。

原本在欧洲各国之间制衡中需求发展的犹太人又陷入了困境。

但宗主国——殖民地体系下，先前与犹太人商业上的“公平合理”

的规则不复存在。

宗主国在殖民地上巧取豪夺，再将它作为商品倾销地。

这种掠夺——倾销模式的维系，本质上靠的不是正常商业规则，而是宗主国的政治军事强权。

犹太人虽擅长经商，在宗主国——殖民地体系下，欧洲各国不需要犹太人来获得商业利益，商业规则也可以不问不顾，以前的公平买卖变成了强抢掠夺。

犹太人的生存技能受到威胁，犹太人的重要性相应下降。

当然，在宗主国——殖民地的商业规则极端粗暴，但在欧洲内部的“文明地区”

商业行为，还须严守规则。

只不过，犹太人在欧洲内部的商业活动，不仅没有给他们带来福音，反而激发了“反犹主义”

。

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，欧洲各国经济上纷纷工业化，政治上迈入帝国体制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大大加强。

同时，帝国体制下，出于全球利益的争夺，各国之间的矛盾也大大激化，战争的风险和激烈程度大大增加。

如此一来，欧洲各国需加强内部整合，集中资源，以确保在战争中获胜。

而这种内部整合又分为两种：

其一，物质层面，将尽可能多的社会资源集中到政府手中，以供对外博弈。

其二，精神层面，增强国民的凝聚力和国家民族意识，让他们愿意为国奉献。

而犹太人在这两种整合力之外。

第一，犹太人的民族和文化独立性，与各国的主体民族不同，虽然拥有了公民权，但其长期的漂泊之心谈不上对所在国有奉献精神。

其二，犹太人商业上聚敛了大量财富，文化独立性非同一般民族科比，又常常有固定的圈子，形成国中之国，这阻碍了政府对其所拥有资源的掌控。

对国家来说，除开收纳这群人的税收外，不可能掌控他们的财富和思想，便成为了对其无多大用处之人。因商业环境的变化，身处19世纪末期的犹太人，非但不能通过自身商业活动，推动所在国经济进一步发展，反而成为攫取其物资财富，又不想承担任何国民义务的吝啬鬼，最关键还无任何政治权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