起因很简单，在众多上呈给刘皇帝的奏章中，有一道奏章，激怒了刘皇帝，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蒋穆上奏，言皇城司逾制乱法，祸国殃民，天理国法不容，请求刘皇帝将王继恩为首的诸多违法乱制之奸臣酷吏，尽数诛除，同时取缔皇城司这个罪孽滔天的衙门，还朝廷一片澄清的空气……

一番慷慨陈词，耿直“忠”言，极尽真诚恳切，但显而易见的，刘皇帝并不买账，甚至彻底被激怒。

理由也是简单的，这么一番进言，到了刘皇帝耳中，翻译过来便可以这么理解：王继恩低贱鹰犬，监视大臣，侮辱贤能，猖獗无度，人神共弃。至于皇城司，压在朝廷诸贤众臣头上已久，臣子们都受不了，此番群起反对，正是民意爆发。

今民情汹涌，沸腾难抑，为免人心不稳，朝局崩坏，还请陛下三思而行，切莫自误。

当刘皇帝朝这个方向思考时，其心中怒意，可想而知。而收到这道谏章时，刘皇帝只是两个反应。

先是问了句，蒋穆是谁？得到答案后，给了一个“其心可诛”的评价，然后便什么都没说了，但身边不论近臣还是内侍，都能感受到那张沉静老脸下压抑着的令人恐惧的愤怒。

事实上，从登闻鼓再度响起，薛彻御前告状开始，对于之后事态的发展，刘皇帝同样是有所预判的，这是几十年皇帝生涯带给他的阅读能力。

但一直到吕蒙正等人向王继恩发难，他也一直保持缄默，从无正面表态，就那么像个观众一般，闲看朝廷风云变幻。

这其中，自然也与她矛盾的心理有关，对王继恩，自然有处置之心，但不强烈，因此态度上便显露出一种迟疑、寡断，没有一丝过去的干脆可言。

不管是皇城司的罪行，还是官员们的罪证，哪怕都摆弄到台面上了，仍旧没有决策意旨下达，仿佛当真融入到看戏者的角色中了。

也正是这种暧昧的态度，才使得这场冲突愈演愈烈，不论是朝臣，还是皇城司，都抱有希望，各显神通，手段齐出，局势越发紧张，以至朝堂都乱了。

但不管他们怎么争，决定权仍旧在刘皇帝这里，他这个裁判不下场，事情就很难有个结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