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去岁冬开始，东京的粮价便开始逐步抬头，原因有二，榆林叛乱是一方面，大量粮食被西北战事那个黑洞所吞噬，。当然，最主要的原因，还在于去年异常的气候，大面积的霜冻导致全国性的歉收。

大汉的粮价，向来稳定，在这方面，管控得很严，过去也始终保持在一个低水平上，自开宝元年开始，二十余年间，东京斗米粮价只涨了五文。

即便在去年秋末，斗米价格也才十八文，不足二十，粮价的上涨幅度，甚至赶不上铜钱的通货膨胀。也正是如此低廉的粮价，方才造就了两京的繁荣，否则根本无法养活那么多人。

有一个很通俗的道理，很多人都知道，粮价并不是越低越好，粮价越低，农民收益就越低，日子就越难过，生产劳作的积极性就越低。

而大汉保持了长达二十余年的低水平粮价，自然就是建立在对农民的剥削上，几乎是母庸置疑的，大汉过去二十年商品化、城镇化的大发展，两京乃是天下所有城市的繁荣，都是通过对农村抽血来实现的。

开宝已然二十又二，大汉也安定了这么多年，倘是北方道州这些刘汉政权的基本盘，时间则要更长。而长时间的康平，除了带来稳定，同时也意味着各种问题矛盾的积攒。

过去，不停的对外战争，高昂的军费，领土扩张带来巨大的行政成本，土地兼并，勋贵当权，包括还未彻底过去的西北叛乱，这些都是大汉进入“开宝盛世”后，逐渐显露出来的问题，并且从刘皇帝到中枢宰臣都察觉到的事情，并且因时因势调整。

其中，有的缓解，有的改良，虽然始终难以起到治标的效果，但起码得到了遏制，也使开宝盛世延续至今。

而农民问题，在过去始终是被压制的，朝廷一向提倡以农为本，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持农村的稳定，保证农业的产出，保证税收及物资的供给。

从开宝元年之后，朝廷施行了一些惠民之策，比如逐步削减丁税，到开宝十五年之后，已基本取消了丁税，这算是解除了大汉百姓们头上的一道枷锁。

然而，其他束缚却从未放松过，尤其对农民而言，虽然朝廷多次调整两税，有涨有减，但整体而言，幅度并不大。只是相比于战乱时期的税收而言，有了比较明显的差别罢了。

然而，大汉已经彻底脱离战乱二十多年了，有的道州甚至更远，二代、三代的百姓逐渐长成，他们是没有经历过战争时期的困苦，也难以感同身受，对于当下的社会环境以及生存条件，自然难以称心。

大汉的农民向来是本分的，但是日子过得如何，他们心中也明白，而事实上是，过去的二十年，他们过得并不轻松，并且越来越困苦。

仅一个夏秋两税，就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负担，尤其是，随着朝廷彻底制定税收通过银、铜钱收取之后，对农村的压榨就显得越发赤裸裸了。

粮食本身维持在一个低廉的价格上，朝廷每年制定的税额却在不断提高，为了缴税，大汉的农民们不得不把辛苦产出的粮畜贱卖，换成铜钱，用以交税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几乎不可避免的，还有经过官商盘剥一遍，这方面的问题，刘皇帝很早以前就察觉了，并屡遣御史监察，严厉处置，然而再严厉的手段，再完善的法律，都难以杜绝贪婪的人心。

同时，铜钱在不断贬值，粮价却难以提振，农民每年种地的收益自然不断降低，生活的成本却在不断提高，这日子如何能够好得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