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统十一年，已然进入范仲淹秉政的第六个年头了，五载春秋一晃而逝，帝国又经过一轮风雨洗礼，庙堂上下再换新颜，而进入花甲之年的范公，满头鬓发，亦已成霜。

暗夜下，相堂间，灯火幢幢，十数名郎官、舍人、学士，也陪着范首相，当值加班，整理公文条事。这些人，约在三十上下，出身或有高低，但来历不俗，大多经过一定的职事历练。

虽然并非都由范仲淹提拔，但皆有受其认可的长处，而这些人，都是当前大汉帝国的精英，前途无量，是帝国未来的高官储备。

然而，处在这样的位置，每日接触的都是宰相公卿，经手的都是国家大事，受到瞩目的同时，所承受的压力与竞争，也远非常人想象。

尤其，当坐在尚书令位置上的乃是范仲淹这样的掌权者时，便非党从，也不得不受其辐射影响，拼命表现，比如这“加班”的习惯

便是涵养、觉悟、气度如这些帝国精英，长期坚持下来，也都不由身心俱疲，即使，范仲淹从没有要求他们做本职之外更多的工作。

这些人，一边渴慕宰相的看重与提拔，一方面又对宰相的作风感到难耐，甚至于，一些深受范仲淹知遇之恩的官佐才俊们，都期盼着范仲淹早点退下。

何必呢？你不累，大伙可都累了！只要退下，你范公就又是誉满天下的贤臣名相，而非饱受攻讦与议论的“权相”。

而在这些宰堂属官之中，有一人气质颇有些鹤立鸡群的意思，作为一名官僚来说，年纪不算大，也就三十岁上下的样子，但总给人一种锋芒毕露的感觉。

他叫王安石，正统二年的状元，也是帝国自开宝时代以来，最年轻的一名状元。

百多年下来，大汉帝国形成了大大小小、五花八门的派别，发源于江南西道的“赣系”，虽只是南臣一分支，且影响力较弱，却也源远流长，出过不少名人，乃至宰相。

最有名的，便是钟谟与王钦若了。钟谟虽非江西本地人，但由于其在开宝时期江南西道的多年履职，于政制文教上多有开辟巩固，被后辈认为是赣派的开山人。